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 王亚华

　　6月28日，中国水权交易所在京成立，这是我国水资源管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标志着中国正式水权市场的形成，意味着我国水权市场改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。

　　中国的水权市场实践肇始于2000年的浙江省的东阳与义乌水权转让。十几年来，中国的水权水市场改革不断推进。2004年，黄河中上游宁蒙地区开展了水权转换试点工作。2014年，水利部印发《水利部关于开展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选择七个省区开展水权试点工作。

　　2016年，中国水权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水交所）的成立，是中国水权市场改革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。作为国家级水权交易平台，水交所的成立，对于推动水权交易规范有序展开，促进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提升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。

　　水权市场是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，也是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的主要手段之一。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，水权市场的引入，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与创造社会参与水利的激励。但是水权市场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只有部分生产用途的水资源能够进入市场，并且受到水的流动性、多用途性和公共性的诸多限制。很多学者研究认为，水权市场的运作相当复杂，其发展受制于法律规则、政治选择、制度安排、经济和地理条件，以及文化因素等，所以对水权市场应持谨慎和适当的预期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中国在水权市场探索过程中，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瓶颈。初始水权不明晰，界定初始水权是开展水权交易的前提，我国的初始水权明晰工作存在法律、观念和可操作性等多方面的障碍。水权交易制度缺失，尚没有建立规范化的水权交易规则体系，缺少交易平台和价格形成机制。水权市场配套制度亟待建立，水权计量、监测和信息体系还很薄弱，总量控制实施和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。

　　此次水交所的成立，正式弥补了我国水权交易平台的缺失，直接推动初始水权的明晰，带动水权交易规则体系的建立，进而促进水权市场配套制度的形成。水交所将全面提速我国水权市场改革，标志着中国水权市场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　　水交所的基本功能是为水权市场提供市场服务，但是由于水资源的公共性特征，决定了水交所实际上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，至少包括四个方面。第一，信息服务，为水权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信息平台，向社会发布水权市场信息，降低取用水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。第二，技术服务，提供水权交易的规则设置和技术平台，为潜在的水权交易者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评价，降低水权交易的技术门槛。第三，中介服务，提供水权交易谈判、签约、过户、监督等中介服务，提高水权交易达成的可能性，保障交易合约履行的成功率。第四，衍生服务，提供有利于水权交易开展的相关服务，如融资、担保、数据、咨询等衍生服务，提高水权交易开展的便利性及附加价值。水交所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，在于能够多大程度上为市场和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公共服务。

　　水交所未来创造的核心价值，主要来源于降低水权市场的交易成本。科斯定理告诉我们：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中，市场的效率是不言自明的，而在正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中，市场的效率是有条件的，实际效率将低于理想的帕累托效率。水权市场往往伴随着高昂的交易成本，包括搜寻成本、谈判成本、审批成本、协议成本及履约成本等。因此，水权市场的有效性，主要依赖于能否设计出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。水交所成立后，通过为市场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，将会大大降低水权市场的交易成本，因而将发挥活跃市场、促进交易的功能。水交所未来的生命力，在于能够多大程度上降低水权市场的交易成本。

　　水交所成立后面临的主要挑战，在于如何应对水资源的外部性和第三方影响，以及风险与不确定性。水资源的流动性和公共性特征，导致水权市场中存在大量的负外部性问题和生态环境影响问题。世界范围内的通行做法，是对于可能改变水资源用途的水权交易，事先要经过行政审批，如果交易引起了第三者负效应或者生态环境损害，则交易很难通过审批。

　　对于通过审批的水权交易，通常还需要进行公示，在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交易方能生效。此外，水文系统广泛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，还使得水权市场的运作面临很多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风险。因此，为了保障水权市场的健康发育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和风险管控体系。目前，水交所内部设立了风险防控部，水利部2015年已经设立了水权交易监督办公室。下一步，水利部要把好水权交易行政审批关，水交所要不断细化风险管控体系，重点防范生态环境风险，防止损害农民权益。

　　作为一个拥有上千年治水传统的国家，中国建设良性运作的水权市场体系面临的挑战巨大，水权市场改革具有复杂性、艰巨性和长期性。中国独特的国情水情条件，决定了我们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建设之路。因此，水交所的成立，仍然带有试点和试验的性质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试错，推动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水权市场体系的形成。